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从1995年启动到1997年12月19日揭晓，历经23人专家审读小组（读书班）和23人评委会的艰苦努力、反复磋商，而终于有了结果，即：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部），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和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获此殊荣。消息传来，真有一种耕耘者终于有了丰硕收获的欣喜。
我与这四部获奖长篇小说的作者认识有先后，交往有深浅，但他们都是我的文友。对他们获得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自当表示由衷的祝贺。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可以说任何文学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议，都难免有遗珠之憾。此次茅盾文学奖自然也一样。然而，作为一个有38年工龄的文学编辑，窃以为此次评奖有两大进步，无疑当予充分肯定。其一，是不搞平衡，无论申报或最后投票表决，都不考虑平衡。这个出版社有没有，那个出版社有没有，谁出自中央，谁出自地方……凡此并不考虑，而着重要考虑的就是作品在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厚审美意蕴等方面是否出类拔萃。唯其如此，在二十部候选篇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会有八部，而最后评选出来的四部小说，它才可能拥有四分之三的多数。其二，是不回避有争议的作品。《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以来，固然是好评如潮，深受各个层次读者的青睐，但确实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评委会仍能从总体上肯定《白鹿原》是一部艺术精湛的长篇佳作，在作者接受修订意见后决定授予茅盾文学奖，实在是大有胆识和气魄之举。
那么，《白鹿原》的修订是否如有的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而至于“面目全非”呢？作为《白鹿原》的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之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非也。实际上，评委会的主要修订意见不过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见《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第152期“本报讯”）在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即打电话给陈忠实，传达了上述修订意见。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白鹿原》作适当修订，本来就已意识到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借作品再版的机会，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就是作者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问题，也都一一予以订正。修订稿于去年11月底寄到出版社，修订本于12月中出书。
牡丹终究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1992年，陈忠实交出《白鹿原》而尚未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的正式答复时，曾经相当悲壮地对妻子说：“这下子如果不成（功），咱就养鸡去。”他当然不必到鸡场去打发以后的日子，《白鹿原》确实是作者离开人世时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
由此看来，理解、支持《白鹿原》的修订和获奖就是理解、支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白鹿原》的修订和获奖如同其他三部作品的获奖一样，未必会让每一个人满意，但会获得广大读者和行家的认同，却是无疑的。
要在每年发表、出版数百上千部长篇小说的国家体现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确非易事。但我们已经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此次获奖的四部长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决非浮躁之作。王火写《战争和人》用了近四十年（1951—1985年），文革中120万字的第一部初稿被毁和其后的脑震荡和一目失明，都挡不住作者坚持不渝的努力。陈忠实写《白鹿原》从动笔到改定用了五年，此前的准备和构思在外。刘斯奋完成《白门柳》（一、二部），前后用了十七年。《骚动之秋》则是刘玉民三年笔耕的结晶。这里面有的只是一往无前、坚韧不拔的精神。浮躁之气确实与他们无缘。显然，四部获奖作品都是作者扎扎实实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都是足月产的宁馨儿，而决非时下某些急功近利的作者炮制的“剖腹产儿”或“早产儿”所能比拟的。我想，力戒浮躁之气，踏踏实实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既是有志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也是我们文学编辑工作者共同的使命。
近年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着力于抓原创，抓精品，并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赢得许多优秀作家的支持。从1996年以来，《人间正道》（周梅森）、《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我是太阳》（邓一光）、《丹青引》（王小鹰）、《北方城郭》（柳建伟）、《天下财富》（周梅森）、《尘埃落定》（阿来）等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当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和颁奖为契机，我们自当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我们所殷切企盼的长篇小说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也许不会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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